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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之前，我的生活目的就是，我的野心是尽可能地不使用技术装备并超越所有的体能极限。从对山的研究中，我还总结出了自己的登山方式，但我弟弟的死给了我巨大的震撼—登山和死亡的联结是多么紧密，登山是多么危险。从前我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一点。如果一个登山家不明白死亡是登山的结局之一，那他（她）是愚蠢的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切身体验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南迦帕尔巴特的悲剧是不可逆转的，死人不能复活。
六个月以后，带着精神和肉体上的伤痕，我又开始了攀登。截趾之后，我的能力已远不如从前。于是我将注意力移向有冰壁的。1971年我重返寻找弟弟的遗体。在大本营，我梦见他从冰川走下来，走入我的账篷……两年之后，我第三次来到南迦帕尔巴特峰。我想单独攀登。这是我登山的新志向—单身从艰难的路线登顶8000米级的而不用技术装备。然而我失败了。
1977年，在我个人状况和情绪极坏的时候，我第四次来到南迦帕尔巴特峰。我同样企图单独攀登，我又一次失败了—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身的弱点，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惧怕那山里某些看不见的东西。我无法对付我眼前的幻觉。1978年，在我认知了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，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可以单独延续继而放弃了同我弟弟而行的想法后，我又有了重新开始攀登生涯的勇气。那一年我单身沿达米尔壁再次登上了南迦帕尔巴特峰，并从不同的路线返回大本营。全程中随身携带的技术装备仅有、、和。
这次单独攀登起步于上达米尔谷，几乎就是在1970年我心神错乱地搜寻我弟弟踪迹的冰川边上。我从78年8月7日晨5时开始行动。 只几个小时，大半扇冰壁已在脚下，我到达6400米的高度。在一处冰檐下，我支好为这次行动特制的小帐篷，缩在睡袋里化雪喝水。我很喜欢这一个人的小世界，虽然这种生活不会为大多数人理解，在小帐篷里我休息了大半天，得到了很好的恢复。
第二天清晨五点零二分，我正坐在睡袋中烧茶，突然，帐篷颤动起来，几秒钟之后，巨大的爆裂声和轰鸣声滚滚而来。我探出帐篷外，只见上下左右大堆的积雪奔泻而下，在谷底汇成一处，形成一个几公里宽的大雪崩，横扫达米尔谷。后来我得知是地震引发了这次大雪崩，我第一天是沿一条长长的嗯实铰 营处的，现在从上向下看，这条冰舌已被雪崩冲得荡然无存，我已不可能原路返回了，但现在不用管那么多，我要向上攀。
退路虽然断了，但我的精神很好。好运气使我安渡雪崩之难。但愿好运伴随着我。我那天干劲十足，不惧怕任何困难；不想后撤，只想向上。在这种兴奋状况下我攀登着。南迦帕尔巴特的天空看上去像一片兰黑色的永恒。随着高度的升高，那片永恒越来越开阔。雪山环绕在兰黑色天空的边缘，南迦帕尔巴特的主峰兀然突起。
我常常在登山中进入这种使人感觉到被溶入无限之中的景色。在这种情景之中，许多人不禁要自向：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对此我没有答案。如果你不信宗教，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存在的，可以得到的解释仅仅是你生命中的某一部分被激发起来了，开始寻找生命的目的。对我来讲，以上那些问题就是不存在的。我所想的是集中注意力攀登，
奋力向上，也可以说我的这种信念把我的问题抵消掉了。
第三天8月9日，我登顶了。登顶的最后一程是在深雪和岩石中滚爬出来的，在顶峰我留下了一张签了字并注明日期纸条以证明我曾到达此地。由于考虑不周，我没有带备用相机，且当时顶峰为乌云所罩，当我手上的相机坏掉之后，我没有机会拍足够的相片以证明我登顶了，没有足够的相片去说服那些对我单独登顶持怀疑态度的人。我将那张签了字的纸条装入铅盒并用短桩固定在顶峰的崖石上。在我的登山生涯中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顶峰留纸条。
当日我下撤到7400米处的地。次日开始下雪，新雪覆盖了一切。继续下撤是不可能了。我不用着急，我的食品和燃油足够维持一周。但是一个人在大山中等待有时比登山更难熬。在帐篷中虽然躺着不动，但我总在想着如何去应付突如其来的危险。如果雪不停，雪崩的危险性就会增加。第三天仍是坏天气，山仍被云罩着。我抓住云雾开始变薄的那一刻开始下山。在薄雾中我摸索着沿直线下降。我只知道冰川的平缓部在3000米之下，然而这已足够了，我没有恐惧，只有下山的愿望。仅仅几个小时，我就顺利地沿达米尔壁下到了冰川。我简直不相信我如此之快地脱离了危险。回首望去，山仍被云雾所罩，高处仍在降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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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4-13 21:28:01